由长治市人民检查机关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庭依据法律谈到公诉,凌犯公民个人音讯罪亦有其一颦一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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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萄京娱乐场,“互联网+”时代,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非法获取、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日益增多。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至此,在我国尚未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前提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之实体法律规制的民法、刑法保护的二元维度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发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时如何适用法律,是普通民事侵权,还是构成犯罪,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法、刑法二元界分上必须秉持“双阶层”判断标准,即通过综合考虑“行为+危害”与“数额+情节”来判断是普通民事侵权还是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号4月24日消息,乌兰察布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陶淑菊涉嫌受贿罪一案,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21日,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向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行为+危害”是罪与非罪的判断基准。第一,行为是任何犯罪成立的共同构成要件要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亦有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行行为主要是出售、非法提供以及非法获取;而普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和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二者除在非法提供以及非法买卖中的出售环节有交集外,其他都是分立的。所以,从行为上进行界分是基础性的判断标准,二者存在交集的行为也恰恰体现了法律规制的完整性。第二,在行为存在交集的情况下,要考虑行为的危害后果,后果的严重程度应成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程度性判断标准。例如,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被他人用以实施犯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亡或者死亡的,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是否存在明知行为人要实施电信诈骗、网络犯罪、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将构成相应犯罪的帮助犯。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被告人陶淑菊享有的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陶淑菊,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淑菊利用其担任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职务便利,向乌兰察布市相关政府部门和医院领导打招呼,帮助他人承揽项目、谋取利益,伙同其丈夫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500余万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数额+情节”是罪与非罪的考量因素。首先,以个人信息的相关数量作为量化标准,最能直接反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以,综合考量出售、非法提供或者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次数、数量和牟利数额,制定具体的标准才是判断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以具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次数以及牟利数额确定处罚基准。至于应确定怎样的具体数额标准,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进一步研究。其次,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第1款规定,“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作为一种概括性的定罪情节,要具体考量影响定罪的情节,不能单纯从个罪的角度出发,仍应当回到犯罪构成的逻辑框架当中,以其为基础和角度对个罪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由于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犯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的缺位,导致司法裁判认定“情节严重”时显得过于“随意”,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需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可以结合个人信息的数量、信息种类、牟利数额、信息用途、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等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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