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随小周一起来到了他们县的公安局出入境科,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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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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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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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剑摄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典型表现,老百姓最反感。反感不光是因为大家对它的心理感受不好,反感更是因为它是真折腾人、真耽误事。到底有多麻烦?记者最近也亲身体验了一次。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办护照白跑5趟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小周家在外地,目前在北京工作,去年10月公司要派他出国,需要办因私护照,由于在北京缴纳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他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按说现在办因私护照不是难事,但小周说返回距北京三百多公里的河北衡水武邑县老家多次,跑了大半年都没有办下来,每次去还要看办事人员的脸色,想想都打怵。记者近日随小周一起来到了他们县的公安局出入境科。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出入境科的办公室面对面坐着两位办事人员,两人都没有穿警服,其中一位一直看报纸的女士前几次接待过小周。她报纸读得那叫专注,直到对面的同事叫她,才如梦方醒般抬起了头。她似乎对小周的来访打扰了她读报有些不满,不过显然还记得小周。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小周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前几次都是无功而返,原因是材料不齐。而这次他自认为准备的材料都已备全,应该没有问题了,结果这位办事人员又发现了新问题。原来小周的身份证是在内蒙古读大学时办的,不是本地的,他要在这里办护照,必须提供本地的身份证才可以。看来为了身份证小周又要折腾一次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据小周介绍,第一次去办理时,办事人员只告诉他,要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一张无犯罪证明。等小周办好了,办事人员才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公司的在职证明。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小周的老家距北京有三百多公里,坐火车得三个多小时。为了早点办好护照,小周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回北京,到公司开具了在职证明。因为他们县公安局出入境科双休日不上班,一周后他只好请假再次回到老家。不成想当他来到公安局办理时,办事人员又让他提供新的材料,还需要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要想拿到单位的营业执照可不那么简单。小周回到公司硬着头皮向老板申请,复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几天后他又一次请假坐火车回家。不料,当他第4次走进县公安局出入境科时,办事人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公司具有外派资格的证明。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请着假、搭着路费还是没办下来,小周不免有些恼火,可护照还得继续办。好在这次让换身份证不用回北京办,小周打起精神换了新的身份证,第六次来到县公安局出入境科。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看看小周一共补办了多少证明:1.无犯罪证明;2.公司在职证明;3.公司营业执照;4.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5.本地身份证。就是这五张证明,让他多跑了三千公里。而记者在公安部网站了解到,像小周这样的普通公民办理因私护照,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及复印件,然后拍照片、填好表就可以了。而上述那些办事人员让他补办的证明,除本地身份证外,其他的材料依法都不需要。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跑十几次办执照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不久前,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的小狄又一次来到丰县行政服务大厅。小狄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和几名大学生一起办了一个稀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他这次来还是为了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的事,这是他第11次来这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办什么执照需要跑十几趟呢?其实小狄的事很简单,今年三月份,为了便于经营小狄他们办的稀有水产养殖合作社,从原来的注册地徐州市泉山区迁转到了丰县大沙河镇。在各种手续齐备的条件下,这个迁转的流程并不复杂。只要泉山区工商分局把小狄他们原来的电子档案转到丰县工商局,再由丰县工商局转到大沙河镇工商分局,由那里审核办理即可。但是在办理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电子档案却始终转不过来。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跑了十几趟办来的只是两张空白的执照,这让小狄哭笑不得。一件简单沟通就可以办到的事却拖了三个多月,往返十几次。小狄说因为迟迟办不下来执照,错过了购进饲料的好时候,今年他们合作社农户的收入会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记者近日随小周一起来到了他们县的公安局出入境科,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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